习俗是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的，尤其是思想观念，其惰性大，转变的难度也大。曾几何时，上党人以开放精神而著称天下。尤其是明朝，潞商崛起，上党的铁、绸、药经他们而遍布四海，上党曾成为中国最富的地区之一。那时候的太行山，并没有挡住上党人走遍全国的脚步。然而，残酷的封建制度和腐败的封建政治却将这种精神屠杀得身首分离。于是，上党人变得保守起来，“读书耕田外，别无经营”。其实，读书也并不是件坏事。史籍中早就有上党人“力学”的记载。如《晋川旧志》说：“潞古称勤俭朴雅，尚气好学。”此风在上党的北部山区沁县表现尤盛沁县古称铜革是，汉朝时期，已是“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了。隋朝时，“庠序盈门”。与孟子并提之大儒王通，在沁县紫金山设账从教，其门徒魏征、李清、薛收、李勋、房玄龄、杜如晦、陈叔达、褚遂良，均是开国之勋，号称“八大国士”。世人以“雄踞北五县，领冠盖上党”来称誉沁县。尤其在清初，沁县出了个令县人提起来就自豪的大人物———吴王典。吴王典以内阁大学士的声望和荣耀，使沁县的“耕读传家rdquo;形成乡风，并渐次刮遍上党。可以肯定地说耕读传家使上党的教育和文化得以巩固和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扼杀了上党人敢闯敢冒的精神。时至今日沁县一带仍然有“走一地不如守一地”和“出门圪扑，不如守个土窝”的说法。由于长期在土地上的捆绑，使人的行为变得单一而又麻木，“宁死不挪窝，饿死不讨吃”的观念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理，成为一种沉重的文化积淀。

　　对于上党地区多数人来说，改变贫困的办法，按照传统只有两条路，一是经商，二是仕途。而这两条路的前景自然是仕途更好，因为即使经商发财，仍需走仕途，否则在以重农为传统的社会中，很难有政治地位，而没有政治地位，就不能光宗耀祖，更不能遗泽后代。自隋唐以后，仕途只有一条路可走，参加科举考试。因而就必须读书。

　　要读书，就要有教师。因为对读书的看重，上党人便格外尊重老师。在文化普遍落后的乡村中，教师处于特殊地位。村民即使再穷，也会设法给老师送些礼，即所谓再穷不能穷学校。而在富家望门，对老师更加礼遇，如沁县家塾教育，所请教师都是有名气的饱学之土，待遇优厚。

　　这种尊师之风，使上党不仅出商人，还出政治家和学者。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老师的教育，正统的观念得以加强。在上党乡村中，人们普遍对书香门第格外尊重，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引以自豪的，在村民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一般来讲，从出生起，人就开始了受教育的过程，父母及家人用二十四孝等故事教导他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勤俭，等等。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父亲还会编写家训，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子女向传统的认同。

　　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常以祖先为榜样，教育子女不能让祖先蒙羞。这种挟祖先以训教子女的方法，旨在提醒子女对家族所承担的责任，因为将来子女必须记住，若有功业，是几代人全体努力的结果。向祖先认同，也就是承认了自己在家族中的继嗣责任，从而也就强化了对家族，进而对家族所居的乡土的联系。上党人特别注意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忘不了这一教育，如逢年过节的祭祀，平日的娱乐，集市上所演出的戏剧，以及挂在嘴边的歌谣，谚语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正摧枯拉朽般地冲击着封建意识的桎梏。上党人民在冲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束缚的同时，也在不断以新的观念创造着新的习俗和新的风尚。重视绿色农业，保护环境，发展商业、交通运输、饮食服务等多种经营的思想代替了只重农耕不重工商的陈旧保守生产观念；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教学结构、知识结构，培养各种专业人才的思想正在逐渐取代单一的教育结构和升学做官的因袭观念。上党人从传统农耕经济的厚壳中走了出来，投身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农民学会了利用高科技来对待土地，耕作之余也操起了“商品”这根杠杆，将目光投向市场，走出黄土地，南下北上，大把大把的钞票寄回家乡……

　　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就形成了上党人共有的性格特征。我们是从生存环境来理解上党人的性格。但不能忽略历史因素。上党人的习性，既有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又有山河地气之影响，因而具有它的特殊性，正所谓“勤俭其本质也，奢靡其习染也，劲悍本于地气，淳美由于化成也”。（《潞安府志·风俗》）
　　　　　　　　　　　　　　　　　　　　　　　　　                                                                           （马书岐撰文）